面对上述发问,一些人肯定会不快:当今世界纷繁复杂,艺术更是鱼龙混杂,如果不为书法家或爱好者指明一种“健康、向上”的艺术样式,许多人会误入歧途!
但是,艺术从来不是科学,它从来没有一种标准的答案,何况科学的答案也并不是唯一的。试想,如果研究清代书法,我们不会去找官方或某些权威规定的所谓“主流艺术”,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傅山、郑板桥、金农、邓石如、何绍基这些人产生兴趣。如果硬是要在清代找出所谓的“主流艺术”,那么“馆阁体”便是!
笔者无意将当今参加全国书法展览的一些佳作称为“馆阁体”,但清代人迷恋“馆阁体”的原因倒是与现今人们为参加全国书法展而苦练“主流样式”作品的情形十分相似——都是为了获得官方或权威机构的认同,因而都“自觉摒弃”种种不良嗜好,依“评委会的集体意志和书法界的共同标准”③而勤学苦练。
第八届全国书法展举办前夕,主办地西安曾传出这样一条消息:一位年仅32岁、名叫左锦朝的书法痴心者为能参加国展而于三伏天“每天要练十几个小时的书法,通宵达旦地挥毫不辍,经常站着写上一夜”,“拼命般地厉害”,结果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出租屋内。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中国书协”。④此等故事,着实比昔日“范进中举”之事感人许多倍(范进也有一个平生最大的愿望)。
何谓“评委会的集体意志和书法界的共同标准”?对此,周俊杰先生说得最为形象、生动:“就像冰与蒸气间保持在一百度的水,一端为传统,一端为创新”,而全国书法展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能正确地把握好水不至于变成门头冰和蒸气的‘度’”。⑤一句话,全国书法展的标准就是既反对“泥古”又反对“独造”,它是不偏不倚的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中庸”!
代表中国书法发展方向的顶级展览难道是由“中庸”标准指导的?许多评委先生和获奖作者可能会大怒。但笔者仔细阅读了几位国展“代言人”文章之后,只能得出这个结论。用从电视上看到的情形作个比喻,就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将N个评委的分值相加再除N!
全国书法展“中庸”品位之印象,笔者绝不仅仅依几位国展“代言人”的言论得出,更是根据入选尤其是获奖作品之品位得出。例如八届国展,50件获奖作品中书法有八九成都似曾相识——不仅与作者先前的样式相似更是与前人或同代他人的作品相似,甚至同一种书体间数件作品风格也十分类似。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作品则完完全全是摹仿古人或前人的风格的副产品,如两件工整的篆书作品(一件摹仿王福庵,一件摹仿中山王彝器铭文)、几件隶书、魏碑及行草作品也有明显的抄袭痕迹——或是龚望,或是张瑞图,或是孙伯翔,或是孙晓云,或是章柏年(其中的相异之处,仅仅是因摹仿得不到家所至)……真正可称得上在传统基础上出新的作品属极少数。
艺术创作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偏不倚的“中庸”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它也不会坚持太久。八届国展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这种现象并不是从此届才开始)。
艺术从来就是一种个体劳动,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太会去考虑“集体意志”或“共同标准”的,真正的艺术史也不会以作品是否体现了某个时代的某种“集体意志”或“共同标准”而评定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试想,在清代初期,有谁会认为郑板桥、金农等人的作品体现了一种“集体意志”或“共同标准”呢?没有!否则历史上就没有“扬州八怪”这个称呼了——“怪”,便是不合“集体意志”或“共同标准”。
说到这里,我们便又想起了法国的“印象主义”。当初(1863年),以莫奈为代表的那一批被印象主义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也是入选不了由法国官方举办的沙龙展(其原因大约也是因其作品不能符合一种“集体意志”或“共同标准”,更不能代表一种主流样式)。好在拿破仑三世听到了这些落选艺术家抗议声,特准全部落选作品陈列于安杜士德利宫殿的一室,举行了那个后来载入美术史册的“落选者展览会”,从此,这些艺术家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处于21世纪今天的中国艺术界,其生存环境理应要比19世纪中期法国要好许多,但书法前行的艰难性却并不比那时减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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