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在路上，向远方……

蒲公英

旅行，在路上，向远方，中国人的眼界阅历日益丰富，容纳世界的胸怀日益宽广。

蒲公英

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与热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按照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一书中的观点：“只有两种文明——欧洲和中国——学会了观看和欣赏具有自然和人工特征的广阔风景。”他认为：当人们对“野性”自然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信之后，才会产生对风景的喜爱，中国大约在公元1000年，而欧洲则在大约四个世纪后。其实，从隋唐时期山水画的成熟，唐诗中出现大量歌咏自然的山水田园诗，便可以发现中国人懂得欣赏自然风光，远在公元1000年之前。那么，古代中国人的旅游，呈现的是怎样的特点与精神气质？读一读古人的游记，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这些游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旅游，表现中国文人士大夫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调。这可以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张岱《西湖七月半》等名篇中可窥一斑。《醉翁亭记》表现了作者借助山水排遣党争苦闷、忘情自然的悠闲自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作者在琅琊山醉了，并非全因美酒，而是秀丽的山水所赐。大自然是心灵最好的庇护所，它让作者荣辱皆忘，身心愉悦。而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中，用生动谐谑的笔触，勾画了五类人在七月十五圆月之夜游西湖的不同情态，上至达官贵妇，下至歌女僧人、平民百姓，可谓形神毕肖。最精彩的是最后一段，“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充分表现了作者醉心自然、享受自然的洒脱不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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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在旅行中，体现不辞艰辛、冒险求知、探索自然的精神。明代“公安派”散文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在《五泄》一文中，记叙了自己在浙江诸暨游览五泄时的奇险过程。山路险峻，加之一场大雨过后，苔柔石滑，难以立足，作者“一手拽树枝，一手执杖，踏人肩作蹬，半日始得那一步，艰苦万状”。可见，奇美之景往往是在艰难的跋涉之后获得的。

最值得称道的是徐霞客。众所周知，徐霞客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旅行家，更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一个难能可贵的异数。在讲究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徐霞客无意于科举功名，从22岁起至去世前，用三十余年的时间游历神州的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并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一一记述，为后世留下了一套既有地理地质学价值，又富于文学可读性的《徐霞客游记》。在游览黄山时，文殊院的和尚告诉他，天都峰虽近但没有路，莲花峰可登但路很远，建议他看看天都峰，准备登莲花峰吧。徐霞客谢绝了，他不避艰险，先用一天时间攀上天都峰，第二天又奋力登上了莲花峰。原来传说天都峰是黄山最高峰，徐霞客经过亲身攀爬，发现莲花峰高于天都峰，纠正了原先错误的说法。在湖南茶陵，他听说麻叶洞里有神龙和妖怪，毫不畏惧，一定要下去看看。当地村民死也不肯当向导，徐霞客只得带着仆人，举着火把，钻进洞里。克服了重重困难，他们终于钻到洞底，只见千奇百怪的钟乳石五彩缤纷，晶莹欲滴，有的像亭台楼阁，有的像倒垂的莲花，有的像飞禽走兽，精彩至极。直到火把快烧光，主仆俩才恋恋不舍地退出，此时，洞口聚集了几十个村民，他们以为主仆俩被妖魔鬼怪吃掉了呢。

上世纪30年代，风雨飘摇、国势艰危的年月，中国又涌现了一位立誓“力振民族精神，以雪‘病夫’之耻”的优秀旅行家潘德明。他用徒步旅行和骑自行车的方式，成为人类步力环游地球的第一人。然而，徐霞客、潘德明说到底属于精英旅行。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人的旅游热情才被彻底激活，旅游成为大众的生活内容，而且在向广度、深度和个性化发展。驾船环游地球、登上五大洲第一峰，等等，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前些年，在从成都驶往稻城亚丁的长途大巴上，我看见好几位戴着头盔、全身装具、蹬着山地自行车在318国道上骑行的年轻人，令人眼热感喟！旅行，在路上，向远方，中国人的眼界阅历日益丰富，容纳世界的胸怀日益宽广。